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民主管理的规则。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曾指出社会的民主管理需要设定决议规则，并将其描述为一种需要在保护（对社会成员意志和权利的保护）与效率（决议社会意志的效率）之间权衡的关系，其理想状态是要找到一个点，既能实现可能获致的最高效的妥协，又能保证民主性与合理的保护作用，但这个点需要结合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如社会范围、成员构成以待议事项等来具体确定。因此，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即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在本质上也是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组织规则在保护与效率间的权衡，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时所说的：“一方面，要确实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另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溯及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从本源上来讲，民主集中制可说是党内民主的集中制，不仅是党的组织原则，更是构建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的原则和发展党内民主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共产主义则同盟章程》时，以党章的形式对党内民主的内涵作了规定，列宁在此基础上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出发，将党内民主概念发展为民主集中制，在不同场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民主的核心概念诠释为“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并把它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制度，将其推行到共产国际。在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得到了各国共产党的普遍认同，中国也不例外。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因时、因地、因势而变的核心问题，中国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运用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实践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从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提出“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到党的五大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规定为“党部的指导原则”，并在之后历次党章中逐步确认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其核心概念确定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及集中制倒下的民主”，具体内容则不断完善。

    在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保障，并对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作出了具体论述，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项制度。

    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其基础在于发展好党内民主。毛泽东同志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发展好党内民主，才能充分激发党内成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实现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夯实这一基础，需要从人、权、事三个点切入，即全体党员在党章和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存在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其次，全体党员按照党章规定享有相统一的党员权利和义务，此次六中全会也再次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要保障好党员权利；再者，在各项事务中，要充分维护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各项党内民主制度，并根据各项制度严格开组织生活。

    在此基础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项组织规则的具体运用应把握好四项含辩证关系的原则：其一是少数与多数相统一的原则，在会商时，应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并正确对待“少数人”的意见，不能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在确定和执行决议时，少数要服从多数，把多数人的意志作为集体决策，并在决策形成后一抓到底，坚决反对违背集体决定而自行其是。其二保护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个人分工与集体领导相结合”这一点在党委领导的具体运用上，既要在决策时敢于集中，善于集中多方面意见形成集体的决定，切实做到集体领导；又要在行动时根据分工严格履行自己的指责，反对遇事推诿、互相扯皮和无人负责。其三是权利和义务的相统一的原则，既要保障党员权利如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来督促和督促其它党员履行义务，又要靠党员履行义务来规范其它党员使用权力，从而保障集体意志的充分酝酿和全面落实，严防“决而不行或行而不实”以及“私人领地”现象的出现。其四是点、线、面相统一的原则，民主集中制作为一项被选择的合理的决议规则服务于民主决议的过程，但并不是该过程的全部。它不仅体现为进行决策的方式方法，也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进行规范化构建的基本原则，更是国体、政体映射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体现，有效地坚持和运用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并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国内学者许耀桐曾言：“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必将归于民主制”，意识决定于物质，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规则将会在保护与效率的权衡之间不断调整。正如当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也将围绕“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内核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