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旅行家、探险家和外交家张骞

      张骞，西汉汉中成固人。是中国最早的旅行家、探险家和外交家。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武帝欲联络与匈奴“世敌”的大月氏（其先居今甘肃敦煌县与祁连县之间，后迁到伊犁河上游）来打击匈奴，募使出使大月氏。张骞挺身应命，以郎（皇帝的侍从官，无固定职务，可随时被选授重任）应募。他率众一百余人向遥远的西域进发，不巧途中被匈奴截留。他保持汉节，居匈奴十余年而不改初衷 。后寻机率众西逃，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阳之间）。此时，大月氏已西迁至中亚，张骞便经康居（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到达大月氏。大月氏因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逗留了一年多，只好归国。归途中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和奴隶出身的堂邑父二人回到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他凭坚忍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精神，不远万里，了解掌握了西域城区的地形、物产和风俗，使汉朝获得了前所未闻的西域宝贵资料。为表彰他的功绩，元朔六年张骞被武帝封为博望侯（封地即今方城县博望镇）。
张骞东归后，汉武帝开始了广求开辟联络西域途径的活动。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便着重介绍了乌孙（其先居祁连、敦煌间，后西迁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到伊犁河畔后，与匈奴发生矛盾的情况，提出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共同抵抗匈奴，“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同时，张骞也提出应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便派遣张骞于前119年再次出使西域。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率领三百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达乌孙后，正遇上乌孙内乱，张骞说乌孙王东返，又未成功。乃分遣副使持汉节到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属今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于前115年（元鼎二年）返回，乌孙派使者几十人携带礼品随同到长安致谢。其后，汉朝派使者还到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进行访问和贸易，不少国家的使臣也陆续来到长安。乌孙等国还与汉室通婚，建立亲密的关系。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大门，立下了赫赫的功绩，被汉武帝拜为“大行”（负责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的官职）。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揭开了中国与西域各地区和国家联系的新的一页，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往西域去的“使者相望于道”，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多的几百人，少的百余人，远的一趟八九年，近的几年后返回。其中还有不少是贫穷的人去西域经商的商队。由于张骞在西域各国的影响，此后出使西域的使官都称“博望侯”，来取信西域各国。同时，东来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来中原经商、联系的也络绎不绝。自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天山南北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此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络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蚕豆、胡角、胡瓜、胡桃等植物和种植技术传入中土；西域的良马、　驼、不少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都源源东来；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也相继进入中原；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传入中国，对中国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也不断地传入西域，如铸铁、凿井（称坎儿井）技术传到西域，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业产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地区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张骞出使西域的道路逐渐发展为闪耀史册的“丝绸之路”。
人们不会忘记张骞这位先哲的赫赫功勋。特别在他的封地—今方城县博望镇，现仍存留博望侯张骞的遗迹，《读史方舆纪要》载：“博望在府（南阳）东北六十里，汉县，属南阳郡。武帝时封张骞为侯邑”。博望一词据唐代颜师古注曰：“取其能博广瞻望也”。司马迁对张骞出使西域博览广闻和认真考察的精神，大加赞扬：“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即开辟通道之意。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述赞》中为之赞扬：“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支西入，天马内向。葱岭无尘，盐地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古代边塞堡垒）。”方城县博望镇现有博望古城遗址，存有“张骞封侯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省、市、县各级拨专款修葺博望桥，镌刻张骞出使西域的三十六幅造像于桥栏板之上，竖有“汉博望张骞封邑”碑。方城县人民政府将县城原交通街改名为“张骞大道”，并专辟张骞广场，设立张骞塑像，以此纪念这位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卓越人物。